2018年1月，浙江美术馆举办了“水印千年——中国水印版画大展”，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审慎梳理了中国木版水印的起承与赓续。“版刻千秋”“汲古镌今”“东方意蕴”“湖山胜概”“拓山印湖”五大板块，以纵深时空的复调叙事全面呈现中国木版水印的历史语境，由此彰显中华美学所凝聚的诗性精神与无穷魅力。

木版水印是中国雕版印刷图像史的总称。作为发端于中国的一门独特技艺，木版水印在1000多年的历史演变中，始终承载着东方智慧的内生视野，蕴含中国东方美学的隽永品格。艺心不孤，仗境方生；水印千年，葳蕤博盛。数千年的中华文脉渊映于水印意境之中，字画诗文，由传播而圆满。

复数性的古代雕版木刻

雕版印刷是中国文化的传播始端，中国也是世界上公认的版画起源国。中国木版水印的发展，便得益于古代印刷术和造纸术的进步。水印版画源于古代雕版木刻，有绣像、出相、全图、画谱、叶子等别称，产生初期即有浓厚的复制性实用功效。雕版木刻的主要工具是拳刀，故又被称为“单刀立线”技艺。最初，画师专门负责画稿，另由独立负责刻版、印刷和装裱的工匠们各司其职、严密合作，各环节技艺不断精进完善，日渐衍生出蕴含中华审美经验的版画艺术。

中华民族的千年水印史并不囿于图像范畴。“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中国文化的审美意识滥觞于礼乐之道，自生发伊始便观照兼具形式美、意蕴美的诗性智慧美学形态，以诗情画意的熠熠星光为审美执圭。早期的传统雕版以线描形态为主，与中国画的白描手法一以贯之。雕版工匠以刀代笔刻画阳线的起伏转承与粗细变化，以简练朴素的线条勾描对象的轮廓，以娴熟的技艺精雕细琢。

墨色是水印染色的主要媒介。传统版画先在木材上雕刻图版，再以墨汁和水性颜料进行涂刷，以马莲按捺压印。纸上拓印的墨迹，以一种高贵的纯净与静穆的伟大超越了时空，“时而明丽清澄如渡春江，时而又散淡枯瘦如阅冬山”，以氤氲水汽所独有的温润气息，寄托中华美学的优雅气韵、笔墨性情。正因如此，水印版画作为一种民族语言，传递出中国传统艺术文脉中的诗性情愫，空灵无迹，而生动之貌跃然其间。

人文性的千年水印雅趣

从木版水印产生之初，在不同的地域、年代，雕版刻制的水平和风格便不尽相同。

鲁迅先生曾在《木刻纪程》中提到：“中国木刻图画，从唐到明，曾经有过很体面的历史。”我国最早盛行的版画，是唐代黑白阳刻线造型的宗教题材作品，内容涉及供奉佛像、佛经插图等。后唐冯贽《云仙散录》卷五引《僧园逸录》：“玄奘以回锋纸印普贤象，施于四众。每岁五驮无余。”可见佛教题材的版画在唐代初年已大规模刊施。

唐之后的五代十国，佛教题材的版画继续发展，至宋元时期，佛经中的扉页及插图，无论在表现题材上，还是在艺术形式和绘镌技法上，都产生质的飞跃。宋仁宗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年），毕昇在杭州以胶泥为材料发明了活字印刷；元武宗至大四年（公元1311年），王祯在安徽发明了木活字印刷。宋代以后，随着手工业技术的迅猛发展、雕版印刷的蓬勃兴盛、通俗文学的兴起以及大众文化水平的提高，版画创作主题也逐渐摆脱宗教题材束缚，走向更广阔的艺术空间。

至明代，水墨花鸟日臻化境，以清秀疏雅、情景交融之态呈现于画坛；嘉靖以后，小说戏曲读本大量刊行，南京国子监集中了江南各地的宋元书版。作为政治文化都城的南京于是代替杭州成为东南雕版中心，亦是中国刻版印刷最为活跃、刻版交流最为频繁的地域。此时，为了追求更简便、经济、美观的复制方法，人们从印章、石刻的经验性启示中寻找出路，于是化整为零、突破视觉体验的套色、掸色、饾版、拱花等技艺应运而生。饾版，即根据图像颜色浓淡深浅、阴阳向背，分制形如饾饤的小型印版，这种“由浅到深，由淡到浓”的逐色套印技艺，在分版、套版基础上多色叠印，进而发展成为木版水印的重要成就；拱花，是以凹面雕版置于沾湿宣纸之上，使花纹凸显为无色浮雕的拱起图像。1963年，在浙江发现的彩色套印《萝轩变古笺谱》，是现存使用饾版拱花技术最早的刻印本。这套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由金陵吴发祥所刊的笺谱，共有画诗、筠蓝、飞白、博物、琱玉、折赠、杂稿等类图178幅，绘写工致、镌刻劲巧、调色和谐，具有极高的艺术审美价值。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安徽胡正言作手刻印、耗时26年完成发行了“汇古今之名迹，集艺苑之大成”的《十竹斋画谱》，超越了版画对中国画的因袭模仿，其内容之丰富、工艺之精湛，已臻空前之域，也标志着水印版画独立语言的形成。

明万历前后是我国版画史的鼎盛时期，其时的木版水印技艺达到顶峰，如徽派黄氏名匠刻制的《牡丹亭还魂记》，用线细腻多变，刀刻纤细流畅，歙工繁复精密，技法之高超令人叹为观止。明末清初的代表作品是由陈洪绶绘图、项南洲镌刻的崇祯十二年版本《张深之正北西厢秘本》，此书图页构思精妙，人物形象丰满传神，镌刻技艺超凡。清朝雕版的代表作品如康熙年间的殿版版画《万寿盛典图》与《御制耕织图》等，刻线苍劲秀挺，行线流转自如，前者为120卷的繁密巨制，极尽当时荣华景象；后者别出心裁地采用西方绘画的焦点透视法，二者均技艺精深。

从“织绩木皮，染以草实”到“镂于金石，传之永久”，篆刻、拓印、造纸技术在中华先民的智慧启迪下相生迸发，互为融合，粲然流传，并以此照见中华文明与时偕行、会通万物的精神本质。

观念性的东方智慧赓续

清初，王概等根据明李流芳的课徒画稿编辑增绘了《芥子园画谱》，后由戏曲家李渔命人于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付梓刻印，成为中国美术史上影响最大的绘画教材。至清末，社会环境急剧变化，与当时生产方式、民俗风情紧密关联的民间版画形式因传统审美需求得以在大众阶层重新延续并于近代美术史上闪耀光辉。因地域、风俗、审美意趣迥异，相继出现了苏州桃花坞、天津杨柳青、江苏无锡纸马、陕西凤翔、福建漳州、河南朱仙镇等各具特色的版画风格。民间版画以或清秀灵动，或浪漫典雅，或憨实质朴的艺术风格和直接本真的艺术形态，成为民族艺术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民间年画、门神纸马等木版水印技艺的推新，中国木刻版画与明清商旅、外交一同传至域外，衍生出新的形态，尤以日本浮世绘、欧洲的明暗法套色为典型。随着横贯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开通，古代中国的创造发明传入欧洲。元朝时，中国印刷术由波斯传到西方。至14世纪，欧洲出现木版雕印的印刷品。1456年，德国戈登堡完成《戈登堡圣经》，成为欧洲第一部活字印刷品，比中国的活字印刷晚了400年。日本版画最初由中国佛教雕版印刷的流入演变而来，早在中世纪的镰仓和室町时代，五山僧侣便以中国版画技法大量印制佛像，满足信众需求，至桃山时期，人们开始在印制文学书籍时加入版画插图。17世纪初，以苏州桃花坞为代表的民间版画东渡扶桑，进一步影响了日本江户时代的庶民绘画，直接推进美人图、春兴摺物、风景绘等浮世绘版画的形成，继而出现包括铃木春信、喜多川歌麿、葛饰北斋、歌川广重等在内的一大批知名画师。由此可见，日本锦绘艺术的开启，很大程度是从模仿中国的套色版画，逐渐改良而成的。19世纪末，浮世绘流入欧洲，色彩浓郁的东方情调为困于古典艺术窠臼的西方带去冲击和启迪，并对后来的印象派绘画产生重要影响。

近代，随着现代印刷术的发展，木版印刷业陷入窘境，幸有鲁迅和郑振铎联袂扶持传统技艺的维系，为后人的学习和借鉴，乃至新中国成立之后希冀“让古老传统延续于当代艺术作品之中”的艺术理想，提供了活着的技艺范本。

20世纪50年代初期，时任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今中国美术学院）版画系主任的张漾兮先生，在建系之初，便分别派专人到北京荣宝斋、上海朵云轩学习全套的传统木版水印技艺，随后又在版画系成立国内最早的木版水印工作室，专门就此项绝技开展教学和研究。传统文化艺术资源进入专业教学，为该系的教学和科研创作带来崭新的、别具一格的面貌。由此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水印版画艺术家，为现代水印版画在各地的普及，做出积极贡献。

20世纪80年代伊始，艺术家艺术个性和创造性的介入，使这个古意苍苍的“水性”载体，具备了当代姿态。新世纪以来，综合材料的运用和现代科技的引进，更推动木版水印进入一个崭新领域。存活于复制工程中的传统技艺，转型为艺术家手中极富生动表情和拓展空间的艺术语言，跻身现代视觉艺术的殿堂。在几代人的持续努力下完成当代转型的中国水印版画，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美术的炫目亮点，牢牢吸引着海内外专业人士的目光。

文化是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内在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民族文化血脉”和“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有力增强了民族自信心、民族自豪感和民族凝聚力。中国的木版水印植根于历史悠久的华夏文明，立足于生命意识、人文关怀、超越时空等中华美学主张，兼具文明标本与生长活体之双重特性。它的发展始终承载着深厚的东方智慧与哲思内涵；更重要的是，它充分诠释了中国艺术的诗性美学精神，并足以抵抗、消解甚至超越关涉艺术形态的种种矛盾与悖论。

《左传·庄公六年》云：“夫能固位者，必度于本末而后立衷焉。”回顾历史，中国木版水印从传统到当代的发展，经历了从物质性到非物质性的深层转变。尽管当代木版水印的实用功效已被机械复制代替，但其作为一种文化所延续的精神力量，始终贯穿着历久弥新的人文视角。在追本溯源、融合共生的当代文化创新诉求中，木版水印技艺将更辩证、更立体地叙述文化话语的民族身份。这将强化今人对自身传统文化观念的结构性认知，令今人对国家社会文化领域内部独立的生成逻辑充满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