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金云龙笺 北宋 赵佶 草书千字文（局部） 31.5×1172cm

没有纸张之前

在原始社会，人们交换思想、交流经验，通过口耳相传，多半靠记忆行事。后来发展到“结绳纪事”，以帮助人类记忆。而绳结过于简单，不足以表达复杂的事物，于是有了文字画，可以画在树皮、石头或陶器上。后来文字画又逐渐演变成文字。19世纪末以来，在河南安阳殷墟遗址中，发掘出不少刻写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即甲骨文；而早在商代就已将文字刻铸在青铜器上，从西周时期到春秋战国，常常把一些历史事件刻铸在青铜器上。春秋末期，郑国、晋国还把法律条文铸在鼎上，即所谓“刑鼎”。这种“钟鼎文”像甲骨上的卜辞一样，具有很大的史料价值，例如毛公鼎、散氏盘、虢季子白盘等，其铭文都很重要。

除了甲骨、青铜器以外，古人还将文字刻写在玉、石之上。但甲骨不易多得，而金石笨重费工，都不便于普及和大量使用。针对这种情况，又改用简牍作为专门的书写纪事材料。经过整治的长方形竹片叫“简”，木片叫“牍”。简牍用漆或墨写成文字后，再用韦（皮条）或丝编起，叫作“策（或册）”。简牍可卷起，便于存放，又价廉易得，因此在很长的时间内成为主要的书写纪事材料。

随着桑蚕业和丝织业的发展，至迟从春秋以来，已有用供贵族作衣服的缣帛来作书写材料了。《墨子》中提到“书于竹帛”，可见在战国初年帛书已与简册并行于世。

秦、汉以来，科学文化的发展，许多长篇著作相继出现，帛、简随之暴露出了它们的局限性。在简牍被彻底淘汰后，书画用缣帛仍能存在下去。但轻软平滑的缣帛最大的缺点，就是价格太昂贵，只能供少数上层人物享用。

到了汉代人们深切地感到“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因此社会上迫切需要寻找一种廉价易得的替代品，而植物纤维纸的发明，正好适应了这种要求。

五色笺 唐 张旭 草书古诗四帖29.5×603.7cm

中国最早的纸

我们一般认为是东汉蔡伦开启了造纸的历程。纸字从“丝”旁，在字源上与丝有关联。许慎《说文解字》中对其的解释：纸，絮一苫也。从糸，氏声。《后汉书》中记载，“纸”之所以是“丝”旁，就是因为最早称之为纸的是纺织品，就是缣、帛之类，但“缣贵而简重”，所以蔡伦利用树皮、麻头、破渔网等纤维造纸，在元兴元年（105年）上报皇帝，说明造纸成功，“故天下咸称蔡侯纸”。

但对此，学界有不同看法。1957年陕西西安东郊灞桥出土了时间更早的西汉纸，经潘吉星先生的检测分析，灞桥纸的主要原料含大量大麻和少量苧麻，而不是丝质原料，这表明灞桥纸是现存世界上最早的植物纤维纸。

当然也有人认为，灞桥纸的纤维肌理还不够“纸”的比例成分，某种程度上像埃及的纸莎草一样，只是纤维的堆砌粘合，还达不到纸的标准。

如果灞桥纸还只是孤证的话，那么“金关纸”（1973-1974年甘肃居延考古队在北额济纳河沿岸汉居延遗址的肩水金关故地，发现两片西汉麻纸）的发掘，就给了蔡伦发明纸的说法以致命的打击。经化验其为麻纸，年代上虽比灞桥纸稍晚，但均在西汉。

到了东汉末年，造纸术更有提高，还出现了名纸，“左伯纸”就是其中之一。在二、三世纪时，“左伯纸”与“张芝笔”、“韦诞墨”齐名，为当时的人们、尤其是书法家们喜用。

东汉至三国时期广泛使用的破布、树皮、破渔网等渐渐满足不了需要，在大量使用麻和树皮的基础上，又新开发了藤皮等纤维原料，浙江剡溪的藤皮纸此时已名扬天下。

魏晋南北朝：

纸逐渐取代了简、帛

如果说，纸在汉代还只是作为新型材料刚刚崛起，还未完全取代简、帛的话，那么这种情况到了晋朝，就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

从地下出土物可见，西晋时还是简、纸并用，东晋以后，便几乎全是用纸了。东晋时期的纸张产量与质量已全面提高，但一些人仍维持旧习惯，重要文件多用竹简抄写而不用纸。于是东晋末桓玄发布了一项“以纸代简”的令称：“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所以后世的考古发掘中极少发现东晋以后的竹简。

魏晋南北朝时，除用纸抄录经史子集、书写日常公私文件外，由于统治阶级所提倡的佛教、道教兴起，还有不少人抄写宗教经典，这也使得社会上纸的耗费量大大增加。随着造纸术的进步与推广，我国南北方都建立了官私纸坊。北方以洛阳、长安以及山西、河北、山东等地为中心，主要产麻纸、楮皮纸、桑皮纸；浙江会稽、安徽南部和南京、扬州、广州等地，成了南方的造纸中心，也主要产麻纸、楮皮纸、桑皮纸。

某种程度上说，晋代能出现像陆机、王羲之、王献之这样优秀的书法家，也得益于这一时期纸张的发展与进步。

从晋朝开始，在今浙江省嵊县南曹娥江上游的剡溪附近，更开创用野生藤皮造纸，一直延续到唐、宋，后来被竹纸所淘汰。我们现在对晋朝藤纸只闻其名，不见其物。

晋代还新增了若干纸的品种，如“侧理纸”（或“苔纸”）、桑根纸、蚕茧纸、藤角纸等，为书法绘画之雅事平添了几分色彩。相传王羲之用“蚕茧纸”，又叫“凝霜纸”，形容纸像白霜一样，又白又细腻。

竹纸 北宋 米芾 珊瑚帖（局部） 26×47.1cm

隋唐五代：

造纸原料品种大增

隋唐五代时期，诗词、书画的繁荣，连带造纸、加工纸技术的飞跃。

这一时期的造纸原料品种，有了很大程度的扩增，包括麻类、楮皮、桑皮、藤皮、瑞香皮、木芙蓉皮等，竹纸也在此时崭露头角。除此，还出现了用混合原料造的纸。藤纸因其生长期比麻、竹、楮要长，资源有限，因此从唐以后开始走下坡路。桑皮纸、楮皮纸虽然历史很久，但唐以前的实物则较少遇到。敦煌石室中的隋开皇二十年写本《波罗蜜经》是楮皮纸，隋末的《妙法莲华经》是桑皮纸，传世的唐冯承素摹本《兰亭序》也是皮纸。据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杀青》篇记载，唐代四川造的“薛涛笺”，以芙蓉皮为料，“其美在色，不在质料也”。

随着造纸原料的逐步扩大和造纸技术在各地的推广，隋唐五代时的产纸区域遍及全国各地。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南、四川、广东、山西、河南等省，均有纸贡于朝廷。其中，安徽是唐代造纸中心之一。歙州、池州、信州、宣州等地，均以产纸著名。现在全世界闻名的“宣纸”，其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唐代的宣州贡纸。其实，产纸地方远不止这些，我们所知的还有山东、陕西、新疆、云南等。

隋唐时期，纸的用途已从书写扩大到了绘画、摹榻、拓印、裱背与印刷等。还出现了最早的报纸“开元邸报”。而民间普遍流行投名帖，尤其是到富贵人家，一定要递交名帖才允许拜见。诗人们自己也常造纸或加工纸，在纸上题词，做出名笺。许多日用品也都采用纸制品，出现纸衣、纸帽、纸被、纸帐等。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的唐韩滉《五牛图》（桑皮纸），表明了唐代绘画与造纸技艺均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加工纸的普遍使用是唐朝用纸的一大特色。唐代不同用途的文化用纸，其加工方法也不同，如：朝廷文书及佛寺写经，多用经过黄檗染黄处理的纸；临摹古人字帖及绘画则用半透明的硬黄纸；最流行与最常用的是染成红色的笺纸，当时文人必备的最普通的诗笺即为红笺，以后发展成彩笺、花笺、鱼子笺、云形花纹笺、水纹笺等。而不同场合对于纸张质量也有所要求，如纸面洒金粉的金花笺多为皇家选用，而涂满金银粉屑的，多为佛经选用，这种涂满金银屑的纸面已不适用于墨写，必须用金银粉调胶书写，形成银纸金书、金纸银书。

宋元：

造纸技术的历史全盛期

北宋继承了隋唐五代造纸技术的成就，在造纸品种与用途、产量与质量、原料与技术、产地分布等方面均处于历史全盛时期。

宋代帝王多热心文艺，笃好书画，承袭后蜀、南唐的做法，设翰林图画院。在汴京大相国寺庙有书画市场，潘楼酒店又有书画夜市，此时朝野收藏鉴赏书画与碑拓之风大盛。

书画与印刷用纸成为这一时期促进造纸发展的主要动力。在宋以前，用竹子无法制造出上乘的文化用纸，直到宋代发明了一种多级蒸煮、多级漂白的制造技艺，才使得竹纸在宋代流行。这主要是由于竹子是半纤维素，它的纤维素含量没有麻高，稳定性也没有麻好，故而微生物滋长条件比较多，容易被虫蛀。如果将竹子捶打成竹丝，在浸竹丝的过程当中加石灰，将石灰、草木灰拌在一起，进行多次蒸煮后，加上天然的日光漂，竹纸的质量大大提高，改变了宋以前以皮纸、麻纸为主要原料的造纸状况。

宋代时，由于纸的品种与产量的增加，各类纸与纸制品开始应用于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如用于祭祀的冥纸、用于保温挡风采光的窗纸、用于社交礼仪的纸名帖等已在全国各阶层普遍使用。纸帐与纸被在南方民间用于避蚊御寒，以取代价贵的丝制品；用油纸制造的纸伞、灯笼、纸瓦显示出防湿与透光的优良性能；纸灯与纸炮为节日庆典与喜丧事增加了气氛；蚕纸则为发展民间养蚕生产提供了优良价廉的材料；纸钞开始取代笨重的铜钱，给后代在世界范围扩大商业贸易与方便货币流通开了先河。

桑皮纸 唐 韩滉 五牛图（局部） 20.8×139.8cm

明清：造纸技术的集大成时期

这一阶段的造纸术可以说是集大成时期。像其他生产部门一样，造纸生产领域内也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手工业造纸从单纯作为农村副业，到将手工业者联合起来的工场手工业造纸，无疑是一大进步。

明清时的造纸槽坊，大多分布在江西、福建、浙江、安徽等南方各省。南方盛产竹材，麻、皮料和稻草等原料丰富。当时竹纸产量占首位，闽浙一带的竹纸种类更多达四五十种。用福建“熟料法”制浆技术生产的连史纸，洁白无瑕，是古代竹纸生产技术的一大突破。

皮纸多用于制造书画纸或印刷纸，产量居第二位。皖南特产的“宣纸”为一时之甲，其原料主要为青檀皮。宣纸在明清间作为内府及官府公文用纸和上等书画用纸。此外，还用作发榜用纸，至今仍有实物遗存。

入清以来，造纸业曾一度下降，但从康熙、乾隆时起，造纸业又开始回升。清朝康乾一百多年间，随着科举制度的兴盛，文化教育事业的发达，纸张的消费量剧增，刺激了当时造纸业的不断扩大和迅速发展。清初遭到摧残的资本主义萌芽这时又有兴起，因而纸的产量、品种和质量，都在以往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传统的名牌手工纸又恢复了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