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梵志《豹》(局部)油画，2010年史蒂夫·温特《雪豹》摄影王广义《批判系列》油画，1993年

　　当代中国艺术与中国“当代艺术”是两回事。而这种所谓中国“当代艺术”全然没有中国性，没有表现中国的文化精神，只是西方“当代艺术”的直接抄搬、模仿和“山寨”。这些“山寨”货，甚至不是为中国社会制作，而是为了出口，面向国际市场。

　　拙著《艺术的阴谋》在“中国性告缺”一节里，专门谈这一点：“从点子到形式都是人家的，只是在中国实施，或是由中国人实施而已。有的是用了人家的点子，稍稍变换了点形式，或加上一点中国标签，但也是明显的小偷小摸行为……”

　　随手举几个例子：博伊斯曾表演给人洗脚，中国第一届现代艺术大展上也有人表演洗脚；博伊斯建议将柏林墙增高5厘米，中国就有人表演“把无名山增高1米”；布列斯莱泡脏水浴缸，中国也有人光身在厕所表演；博伊斯等人都曾将衣服认作“艺术品”，中国就有人搞“毛装”雕塑；一位德国人早就玩过火药“艺术”，中国也有一位“火药艺术大师”；戴尔伏耶给猪刺青纹身，中国也有一位大师在两头猪（一公一母）身上印中英文，表演“文化交配”；一位比利时人表演在雨中写字，中国也有一位明星“重复书写《兰亭序》一千遍”；一位英国人将格林伯格的《艺术与文化》用水捣碎，把纸浆装到瓶子里还给图书馆，就有一位移居法国的中国人也把《中国绘画史》与《西方绘画史》放到洗衣机搅拌成纸浆；一位英国人曾在英国国家图书馆前焚烧书本，同样一位中国人也焚烧自己作品表演“厦门达达”……

　　上举中国人，有的是国内“当代艺术”巨星，有的是国际“当代艺术”明星。那位表演“厦门达达”的中国人，其作品被法国首富弗兰索瓦·皮诺收藏。他们都是靠模仿西方“当代艺术”的形式，搞装置、表演和概念，再杂耍一点中国文化符号和政治符号，而被西方“当代艺术”界认可。在西方被炒红之后，再反过来出口转内销，也在中国大红大紫。

　　除了上面所说之外，还可以列举中国政治波普的“四大天王”中的两位“天王”——王广义、张晓刚，还有曾梵志，也都是靠模仿西方，尤其是模仿前苏联政治波普而发迹。另两位天王是搞丑化中国人形象的“泼皮现实主义”，迎合西方。

　　王广义“大批判”系列，在工农兵图像旁加上可口可乐的标志。这种波普式的拼凑，完全来自前苏联政治波普的科索拉波夫。他曾将列宁头像与可口可乐标志并置，调侃苏联领袖形象。

　　张晓刚的“血缘”系列，画新中国早期的家庭成员合影，中间一根红线线。我曾在专门拍摄苏联贫困压抑景象的前苏联摄影师米哈伊洛夫的摄影集中，看到过一张集体农庄社员的黑白合影中，曲折画了一条红线线。我相信，张晓刚成名的“血缘”红线，来自米哈伊洛夫的摄影。

　　曾梵志的发迹，靠画中国的少先队员系列。他画的少先队员，屡屡打破中国在世画家拍卖最高纪录。2008年，《面具6号》在香港拍出7500万港元；2013年，他的《最后的晚餐》又拍出1.8亿港元，都是画的少先队员。而他画的少先队员形象，是来自前苏联政治波普的科马尔和梅拉米德的《双重自画像》。曾梵志在少先队员图像上增加了面具，更强烈地影射中国人是过着虚假压抑的生活。他的作品拍出天价，完全不是因为其艺术价值，而纯粹是政治影射的价值。

　　可以说，中国绝大多数“当代艺术”都是海外人士和国际市场捧炒起来的，跟中国社会毫无关系。前苏联“当代艺术”也曾受到西方捧炒，一个时期几乎每个纽约的画廊都经营几位苏联“当代艺术家”。苏联一垮台，国际市场对这些人立刻就弃之如破烂，转而捧炒中国“当代艺术”。

　　中国的“当代艺术家”们很聪明，从前苏联“当代艺术”的“成功”中，敏锐地捕捉到了国际市场需要什么货。他们明白，越是政治上讽喻中国、文化上恶心中国的东西，就越能在国际市场上畅销好卖。而直接“山寨”前苏联“当代艺术”，是获得成功的最便捷途径。所以，他们就大用特用毛泽东时代和20世纪70年代的题材，果然大获成功。

　　这种明显模仿西方的“山寨”行为，老是借用上个世纪的旧题材，引起了美国保守派批评家杰德·珀尔的愤怒。2008年7月9日，他在美国《新共和》杂志发表文章，批评中国“当代艺术家”的“山寨”行为，以及对毛泽东和20世纪70年代的“迷恋”。他指出：“中国新艺术的劣货都是似曾相识和重复模仿。展望用不锈钢做假山石，相当于模仿了杰夫·孔斯与舍利·莱文用意想不到的材料重铸物品。张晓涛的绘画，张洹的综合材料，还有蔡国强等人的作品中，都可以找到安塞姆·基弗的影响……在纽约大展看到的蔡国强和张洹的多媒体，像无所不能的杂耍，则是来自马修·巴尼、保尔·麦卡锡等美国人搞过的游乐宫风格。”

　　他猛批一些中国“当代艺术家”，既在国外走红也在国内成功，“同时既是共产主义同路人又是资本主义同路人”。尤其批评蔡国强既在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办大展也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办大展，又是北京奥运会明星，两边通吃。他还批评岳敏君是“模棱两可欺人之谈的大师”。最后怒斥：“这批艺术家不仅侮辱了艺术，也侮辱了人生！”

　　说起来好笑，杰德·珀尔之所以如此痛恨中国“艺术家”，是因为他们在借用毛泽东和20世纪70年代题材的同时，也是在宣传毛泽东思想和“反权威”。蔡国强复制的《收租院》群雕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对西方观众具有“颠覆性”和“如此强大的情感感染力”，以致让人以为蔡国强是在威尼斯双年展搞“毛主义宣传”！

　　笔者也有同样的体验。2015年春在巴黎，正在蓬皮杜现代艺术博物馆里走走看看。恍惚间传来一阵铿锵的锣鼓声，循声走近，看到一件中国“当代艺术家”的影像作品：两个透明的屏幕，一面在播放《长征组歌》《红色娘子军》等电影片段，一面正在播放《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等样板戏选段……很亲切啊，尤其杨子荣的扮相和打斗极其精彩。我也在心里说，作者是在调侃那个年代呢，还是在宣传那个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