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常常做梦吗？一个又一个朦胧的，或者无比清晰的梦境。

李洋曾经是这样一个为梦所困扰的人。后来他拿起画笔。1992年，他第一次画下自己的梦：深夜，一个男孩行走着，手里提着一条大鱼的尾椎骨。

二十年后他说：“梦既是创伤，也包含着巨大的创造力。它可以是一个特定时代的精神档案。”

你常常做梦吗？一个又一个朦胧的，或者无比清晰的梦境。你可曾想过，它们究竟意味着什么？一种理想、一种困扰、未来的预言，还是，一种噪声？

李洋曾经是这样一个为梦所困扰的人。后来他拿起画笔。1992年，他第一次画下自己的梦：深夜，一个男孩行走着，手里提着一条大鱼的尾椎骨。画梦之旅，自此滥觞。

“梦既是创伤，也包含着巨大的创造力。它可以是一个特定时代的精神档案。”

三十多年来目睹之怪现状，在夜晚以奇幻的蒙太奇拼接，不动声色地潜入李洋的梦境，这里面，有“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有压制的，也有完全超出个人生活经验的。

李洋说：“我觉得每个人内在都是很丰富的，人都是朝着完整的人性去生长的，现代社会一不留神就会造就单向度的机器般的人，人的其他部分是被压制的，但在梦里，这些部分在拼命生长。”

对于上述最后一个梦境，李洋认为，这种悬浮透明生物的存在，显然与他所生存的帝都北京特定的物质现象有关——雾霾。并且，经由梦行使的夸张功能，这种长期存在的雾霾正演化出种种生物性。

通过长年累月对梦的记述，李洋慢慢感觉到，梦有重头大戏，亦有小打小闹。他开始有意识地采取一些手段，去“强化那些正面大梦的能量，攘除负面梦的破坏性能量”，也就是瑞士心理学家荣格所指的“积极想象”——以梦为起点，通过内容丰满的潜意识沟通手段，将一些内心压抑的情结和情绪抒发出来。

于是便有了李洋混合着梦境与现象的一系列作品，比如《悲伤纪念碑》。故事里，人类制造了一种可以吸收大家悲伤的新型材料，建筑了一座“哭墙”——那些无处倾诉的人，像是被拆迁的、上访没希望的人们会去“哭墙”诉说哀伤。后来有人坐不住了：怎么能有这样的东西呢？把它炸掉！就炸掉了。但没人想到，这种材料具有生物活性，它会自己生长，慢慢长成一个巨人。跟着人们发现，那些拿着长枪短炮试图再次炸毁它的士兵们也会被它的悲伤感染，变得特别悲伤。大家对这种挥之不去的古怪生物感到十分恐惧，但束手无策。直到最后，人们后来发现这样的悲伤根本是无害的，而且中国需要这么一个释放悲伤的途径。

“我以前想，中国社会的很多问题是不是体制造成的，或者跟政治有很大关系？后来看了些身心灵的书，发现全世界的人都会有些共同的心理上的东西，压抑、恐惧、茫然，美国也有，但唯一的区别就是他们不把去看心理医生当作耻辱，别人比我们更正视这些问题。”

“当代艺术有点瞧不上小清新，我恰恰觉得，小清新是特别救世的，卡通、手作、手账、羊毛毡、多肉植物之类，一个人倾心于这种东西，一定不会太贪，不会太功利。”李洋进而阐发道，“我特别好奇一个贪官会不会做梦？他的梦会鼓励他去贪更多的东西，还是让他良心不安呢？就是因为我们特别忽略虚的东西了，才会在实的世界里拼命地抓。其实贪官是由一种深刻的不安全感造就的，他的背后是有创伤的。”李洋相信，画梦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关怀，是对现实的关照，是治愈在社会发展中受到创伤的人们的一种方式。

由于人手和精力紧缺，“我为中国人画梦”的系列刚开了个头，还未能上升到理论层面。

尽管过盛的梦境曾是李洋创作的源泉，但现在，“我其实是希望自己能不做梦了。”李洋说。他想有更多清醒的时间，把“梦”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