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铜镜兴盛于战国，繁荣于两汉，辉煌于隋唐，宋代以后在总体上却是一种江河日下的状态；日本铜镜自平安时期起，逐步发展，在几百年中款式丰富、争奇斗艳。中日铜镜文化的这两个转折点恰好有所重叠，颇有“你方唱罢我登场”之感，这在东亚文化之兴衰上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变化。

在清华大学即将迎来108周年华诞之际，2019年4月21日，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将迎来“扶桑止水——王纲怀捐赠和镜展”，试图通过此展探究和镜一路走来的脉息，使观者了解日本和镜文化及其与中国文化的渊源。

澎湃新闻了解到，清华大学1958级学长王纲怀先生，先后向母校捐赠铜镜274面（包括101面日本和镜），现已成为清华艺博馆的重要馆藏。而此次展览则是从王纲怀捐赠的101面和镜里，精选了74面展出。

王纲怀

王纲怀于1941年出生于上海，渊源的家学，长辈们挥毫洒墨、热衷集邮收藏的“文艺日常”，让他从小就对艺术品收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此前，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常务副馆长杜鹏飞曾告诉澎湃新闻，“王纲怀先生是我们1958级的老学长，给排水专业，建工系的学生，但是十分热爱古代文化和文物，所以自己搞铜镜收藏近30年，是以业余的身份变成了一位铜镜研究的专家，到目前为止，他一人就出版了十九本关于铜镜的图书，成为被广为认可的研究型收藏家。清华大学的铜镜常设展就是基于他的捐赠来策划的，用112面铜镜来串起中国铜镜的发展历史。”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铜镜展厅

而此次和镜展则是为了探究和镜一路走来的脉息，使观者了解日本和镜文化及其与中国文化的渊源。

《瑞花双凤纹八菱镜》，11至12世纪

平安时代（公元794～1184年）是扶桑文化开始和式化时期，瑞花双凤纹与瑞花鸳鸯纹的八菱镜逐渐流行。日本学者久保智康在《中世纪前期的铜镜之作》中曾谈到“弥生时代（约公元前3世纪～公元3世纪）以来，中国铜镜开始传入日本，在模仿中国铜镜的过程中，和镜开始逐渐诞生。奈良时代（公元710～793年），中国唐代的铜镜被舶载到日本，日本仿造的同型镜（被统称为唐式镜）在日本列岛各地得到广泛使用。进入平安时期（公元794～1184年），凤凰纹（中国称为双鸾纹）和唐草纹，以及八菱镜等镜形首先被选择于铜镜的制作。”

《巨鳌背负蓬莱山纹镜》，17世纪，镜铭：天下一因幡守

《巨鳌背负蓬莱山纹镜》镜盒

日本和镜在吸收与消化中国的汉、唐文化后，有了自己的长足发展，特别是经过长时间的过渡，在江户时期，已完全形成了自己的民族特色：改圆钮为有柄，标注工匠姓名，铸制渐趋精良，纹饰典雅丰富，镜铭大字精美。和镜是一个绚丽多姿的文化宝藏，其纹饰蕴涵丰富，包罗万象。和镜文化包括了人文理念、风土民情、工匠纪年等诸多学术内容，又涉及到中日交往、文化传承等与日本民族文化密切相关的重大课题。

《龟钮蓬莱纹镜》，17世纪后期至18世纪前期

《龟钮蓬莱纹镜》局部

《高砂铭蓬莱纹柄镜》，18世纪中期，镜铭：高砂 西村豊后掾藤原政重

在中日文化交流中，曾有过一段鲜为人知的铜镜交流史。当我国铜镜经历了先秦、汉、唐三个高峰之后，自唐末至北宋，中国铜镜逐渐走向衰落，南宋至清，以实用为主的素面镜成为主流。而日本自平安后期形成独具民族风格的和镜，经镰仓、室町时代的发展，至江户时代，已经取代中国，成为东方铜镜文化的主导。

《高砂翁媪纹柄镜》，18世纪中后期，镜铭：藤原光长

《桔徽貘纹柄镜》，18世纪中后期，镜铭：藤原光长

《桔徽貘纹柄镜》局部

此镜中的貘满身火焰，增添了神秘感。室町时期以前主要是用貘形枕头，或是在枕头上绣以貘的图案，直到室町之后才在镜纹中出现。

德川家康时期的江户前期，日本幕府积极运作，试图恢复同明朝的官方贸易，并鼓励民间通商。当时和镜的总体质量超过中国，中国铜镜进入衰落期，于是文明传递轨迹发生微妙变化，精美的和镜随着贸易传入中国，立即成为人们竞相追逐的时尚舶来品。

《伊势海老纹柄镜》，18世纪中后期，镜铭：藤原光政

伊势（伊州，今三重县），东侧的伊势湾内盛产虾， “海老”即日语中之虾，铜镜中海浪翻滚，在朵朵浪花中，一只身形硕大的海虾扭转身体，尖嘴长须，好似弯腰老者，喻意为长寿。铜镜上方有月纹、云纹、松纹，松树等纹饰，亦象征长寿，故此镜有可能是祝寿所用的礼品。

《南天纹柄镜》，18世纪后期，镜铭：天下一山际近江守

南天，又称天竹，天竺，南天竹，南天竺。日本的南天根据表皮色泽的不同，分为白南天和红南天（亦称黄南天）两种。民间传说中，南天可以排除灾难、驱赶恶运，一直是日本庭院种植的重要品种。多数人认为，铜镜和南天都有驱灾祈祥的功能，将南天纹饰作为铜镜图案，能保家宅平安。江户时代（公元1603～1867年）中后期，南天作为一种单独的植物纹样成为和镜主纹饰，并被广泛采用。

在若干蓬莱纹镜中，南天亦成为仙境的组成部分。日本和镜中的这种纹饰构思，似将《本草纲目》中南天的现实功效与蓬莱仙境中的“不死之药”联系在一起。与南天同样“命运”的还有“桔”、“菊”两种植物，它们都能治疗某些疾病，起着健身作用，在受到日本先民重视的同时，又披上了神秘的色彩。

江户中期的元禄时期以后，日本政府对海上贸易进行了限制，造成和镜输入量的锐减。中国的制镜作坊为了满足国内的市场需要，在东南沿海的漳州、湖州等地开始复制与仿制和镜，有的铜镜是日式图案、日式镜铭；有的铜镜是使用日式图样又增加了中国制镜作坊的名款等。

《富士山松原纹柄镜》，18世纪中后期，镜铭：藤原光长作

富士山风景优美，自古以来，就是日本诗歌、文学、绘画的主题，大字镜铭中可常见的“富司”即为富士山。江户时代（公元1603～1867年）前期的和镜仅见孤立的富士山，缺少艺术魅力。江户时代（公元1603～1867年）中期的和镜加上了富士山周边的风景以后，受到大众的喜爱；松原，即松树形成的松树林。日本有许多由茂密的松树林组成的风景名胜。在日本文学中，松树是秋天的季语，认为经历了岁月洗礼的郁郁葱葱的松原，是顺应大自然，与大自然共生的群的力量。

《摩尼宝珠纹柄镜》，18世纪中期，镜铭：西村豊后掾藤原政重

《摩尼宝珠纹柄镜》镜盒

《摩尼宝珠纹柄镜》镜覆

摩尼：据《佛学大辞典》释义：摩尼（物名）mani，又作末尼，译：珠、宝、离垢、如意。珠之总名。摩尼宝珠由火焰和宝珠组成，故在日本称火焰宝珠或火炎宝珠。在摩尼宝珠周围是向上燃烧的红色火焰，将宝珠围住，下为座。相传摩尼宝珠能放射万丈光芒，普照须弥山四大部洲的所有众生，能解除他们的贫困和痛苦。

根据镜盒、镜覆可知，此镜制作完成后，几乎未经实际使用，较好地保存了原貌。镜盒内的镜覆有浮世绘风格。“浮世”源自佛教用语,本意指人的生死轮回等人间世事,后指现世和世俗。日本浮世绘是以江户时代（公元1603～1867年）的市民阶层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风俗画。此“镜覆”题材属“美人绘”，女子形象富于韵味，面容平静，用色雅致。此镜覆既不是版画，也不是手绘，而是主要用布料制成，辅以绘画。

此镜盒表面有双蝶纹样，此纹样应为日本的家族族徽纹章。族徽多为表示祥瑞的动植物图案。日本的“平” 氏的家纹即为蝶纹。族徽是血统出身的标志，可以说是“画成图案的姓氏”

日本和镜虽是日本文化的“沧海一粟”，却折射了日本文化乃至社会的各个方面。

（展览“扶桑止水——王纲怀捐赠和镜展”将于2019年4月21日至2020年4月19日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展出。）

延伸阅读：

王纲怀与铜镜的不解之缘

王纲怀1941年出生于上海，渊源的家学，长辈们挥毫洒墨、热衷集邮收藏的“文艺日常”，让他从小就对艺术品收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寻到铜镜这个“挚爱”之前，王纲怀尝试过集邮，后来又关注过古钱币。他不仅是上海集邮协会的创始会员，而且在古钱币收藏方面也颇有名气，《中国货币大系》一书中就刊有他的不少藏品。但在偶然遇见铜镜后，这一切就都成了“旧爱”。

那是1992 年，在上海古玩市场。王纲怀在转悠时，无意间看到了一块铜镜残片，因为之前在古钱币收藏中对书法颇有兴趣，所以他毫不费力地辨认出，铜镜铭文正是汉碑字体。“汉碑，练书法的人那是要跪下来顶礼膜拜的。”时隔多年，回忆起当初的“邂逅”，王纲怀先生仍是忍不住地兴奋，“太好了”，他自嘲自己“从此走上不归路”。

王纲怀先生在《必忠必信——王纲怀捐赠铜镜展》开幕式上致辞

铜镜里有历史密码，铜镜里有宇宙天道，铜镜里有时光痕迹，铜镜里有绝美文化。不独铭文，铜镜的造型、工艺、图案、纹饰等，都成了王纲怀想要穷尽研究的内容。在他眼里，铜镜是“理性认知和浪漫思维的完美结合”。

“新兴辟雍建明堂，单于举土列侯王，将军大尹民户行，八子九孙治中央，常服此镜寿命长。”以铭证史，通过这面新兴铭四灵博局镜，王纲怀在中国文物上两次（2008年 6月 25日、12月 17日）考证了西汉末年的那段历史。

《必忠必信铭草叶镜》，西汉中期

“镜铭文字中，篆、隶、楷、行、草五体齐全，与石碑、简牍、帛书的书法艺术相比，镜铭文字毫不逊色。”一面西汉景帝时期之鸟虫篆铭彩绘镜中的鸟虫篆书体铭文，标注了铜镜铭文史的光辉起点，也开启了王纲怀“中国书法史”的求索之路。

《鸟虫篆铭彩绘镜》，西汉早期

“佛”字竟赫然出现在铜镜铭文中！在一面三国吴佛字铭佛像镜残片中，王纲怀极力寻找着佛教与中国文化融通的更多惊喜。研究文章被《中国文物报》分成 4 次连载，台北《大观》杂志（第51期）亦有转载，后又收录在清华大学课题《汉镜文化研究》（第 3章第 6篇）之中。

《佛字铭佛像镜（残）》， 三国吴

“唐尺一尺一寸（33.6厘米）的唐代双鹦鹉镜，日本正仓院有一面，我亦收藏有一面。”单就一幅双鹦鹉的铜镜图案，王纲怀都能脑补出不少的戏份，在为唐明皇与杨贵妃设计剧情时，还不忘吟诵白居易名句“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当作旁白来渲染气氛。

王纲怀先生醉心于铜镜收藏和研究，主要是这个世纪的事情。2000 年元旦，先后担任过上海联合发展战略研究所所长、上海建筑艺术中心主任等职的王纲怀正式退休，人生进入另一个新阶段。为了庆祝自己的“完全自由”，正式退休前一天的那个晚上，他专门跑到黄浦江边观看迎接新世纪的礼花、鞭炮。

1964 年，自清华大学土木建筑系毕业，王纲怀先在电子部工作。1978 年后的职业生涯基本都在上海度过，他曾任上海市黄浦江苏州河治理总体规划负责人，积极地投身到上海环境保护大课题。

退休前那天晚上，在黄浦江边别具一格的告别仪式，是对澎湃过去的告别，也是对过去的那个“我”的告别。成就也好，遗憾也罢，都要轻轻放下了。在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中，王纲怀先生的心情想必也是难言的复杂吧。但不管怎样，他放下了。如果非要找一样他没放下的，那大概就是一股子清华人的劲儿。“清华人少做二流的事”，以前为工作，现在嘛，只为铜镜。

2001年开始建造他的铜镜王国，2004 年载誉不少的《三槐堂藏镜》就已经在文物出版社出版面世。十几年下来，王纲怀先生出版的铜镜专著竟有 22 本之多（有 3本正在出版之中），他发表的铜镜论文有上百篇之多。这样的速度背后，是他不一般的拼劲儿。《三槐堂藏镜》一书封面的铜镜里，就藏着这样一个故事。

那是 1994 年的秋天，王纲怀先生北上西安去“寻宝”。走在古城的一个巷子里，脚步虽然放得很慢，但他的眼睛却没有在两边的古玩店橱窗上停止过扫瞄，并调动自己大脑内部的一整套识别系统，快速作出鉴定和判断。它！就是它！如获至宝的王纲怀在一个柜台前停下脚步，快速作出“拿下”的决定。

王纲怀讲解铜镜

然而，显得尴尬的是，身上的钱不够。王纲怀交出身上所有的钱后，脱下身穿的西服想要抵一部分钱款。观察到卖家依旧没有要松动的意思，豁出去的王纲怀甚至脱下自己脚上的皮鞋，一并递给卖家，绅士不绅士的也无所谓了，生怕手脚慢了，卖家临时改变主意。

或许是被王纲怀的诚意所打动，店主虽有几分无奈，那面西汉武帝时期汉尺 8 寸的十六字草叶纹镜，最终还是如愿被王纲怀收入囊中。“好的东西，一放手可能就是永远错过。”他意味深长地说。

一失便是永失，每次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王纲怀先生年近耄耋，在他的铜镜情缘背后，或多或少掺进了一些对生命的体悟。一面两面、十面八面、八十面一百面……一面面铜镜像一位位年久未见的老朋友，在他的召唤下慢慢都集合到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