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看到的，是拍者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推出的摄影师系列对话。

这一周，我们将用五位摄影师的影像与口述，与大家一起探寻逝去的社会风貌，梳理这些年的家国变化。

今天，拍者君为大家带来的是与摄影师余海波的对话。

个人简介

余海波，摄影家、导演、高级记者。1962年出生于河南永城，本科毕业于武汉大学新闻学院摄影专业，深圳报业集团《深圳商报》图片总监，深圳大学客座教授。

余海波和女儿联合执导的纪录片《中国梵高》经过5年的摄制，于2016年在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上首映，并在世界各国院线上映。该片获得第14届“日本SKIP CITY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2017年“中国纪录片学院奖”评委会大奖等12个奖项。

个人摄影奖项：

1986年《远古的梦》获“国际和平年全国青年摄影大奖赛”国际和平杯；

1988年《在幻想锁链的彼岸》(系列) 获“第15届全国摄影展览”个人艺术风格大奖；

1989年获首届“中国摄影金像奖”提名；

1996年全国“十佳青年摄影记者”；

1999年“中国摄影记者”金眼奖；

2004、2005连续两届获“国际新闻摄影比赛”金奖；

第49届世界新闻摄影比赛“荷赛”二等奖；

第九届“中国摄影金像奖”。

您当年从武汉大学毕业后为什么直接选择去深圳工作？

其实我毕业前来深圳实习过一段时间，“闯深圳”是我们几个同学在学校时的共同约定。

1989年，深圳经济特区南头检查站验证大厅。

1989年春天的那个晚上，我和兰志平、熊安平两个同学在武大枫园五舍507室喝完从楼下小店买的“红高粱”酒后，一起决定南下。

2004年，深圳街头一对青年工人在邓小平像前用手机拍照。

因为改革开放后，深圳这个经济特区有很多东西都是新鲜的，年轻人们总想去新的领地寻找一些东西，这个城市自然就成了我们的首选。

在大学时选择新闻学院摄影专业，工作后也直接瞄准了摄影记者这个职业，为什么会如此坚决地选择它？

通过大学几年的学习，我慢慢发现自己在认知社会上存在一定局限。

1996年，深圳警方在扫黄行动中抓获的抗法者。

我希望自己可以去探讨一些关于人和社会的事情，而摄影记者恰好可以深入地了解社会。这个职业有很高的自由度，可以见到社会方方面面的人，见到他们不同的生活方式和面对生活的不同态度。

2010年，深圳罗湖区街头，在鞋店边睡觉的农民工。

2010年，深圳罗湖区湖贝村里的祈祷。

1996年12月，深圳一养老院内，20多位“港澳老人”在这里度过最后的时光。

我现在都做了几十年的摄影记者了，还是觉得这个职业的空间非常大。拍摄对象的故事和经历就好像是镜子，映照出我的部分人生经历，让我反复审视自己与社会的关系。

您从那时起就开始关注许多和您一样来“闯深圳”的人了吗？

是的，那时候各种阶层、行业的人都聚集到深圳。我从小又喜欢和人聊天，所以就接触、了解到了许多人。

1991年，在深圳华强北人才市场求职的人们。

1998年，深圳下岗人员参加再就业招聘。

1990年，深圳福田区某工业区，打工妹在求职。

我去过许多工业区拍摄打工妹，跑遍了南山区蛇口凯达玩具厂、宝安区黄田工业区、福田区上步工业区、龙岗区布吉南岭工业区等，记录她们的故事，了解她们对自身生活现状的看法。

1992年，深圳宝安区某工业区，打工妹们在工厂宿舍过周末。

我也在埔尾村和老街拍摄了大量深圳移民的生活照片。老宅里的地下工厂、巷子里的发廊妹、卡拉OK和歌舞厅里的“三陪女”、录像放映厅里的老板、路边大排档里的聚餐民工等，都是那个时代特有的风景。

1991年，深圳，清晨运货的商贩。

1992年，深圳福田区“不夜天”食街外候客的女孩们。

您的《深圳通途》展现了“深圳移民”的生活，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个群体发生了什么变化？

这些年，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物质消费都有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最早的那批“深圳移民”，他们的变化更大。

1994年，深圳罗湖区老街出现的“时尚”。

他们之中有些人离开了深圳，有些人还坚守在这里；有的人获得了很大的财富，有的人还处于社会底层；有的人失去了自我，有的人已经开始追寻新的梦想。

1994年，深圳“新贵”在郊外打猎。

1994年，蛇口海边，这块区域后来被填海造地，现在已经呈现高楼林立的景象。

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来深圳的人大都有一种闯劲，想在这里实现自己的梦想。

1993年，深圳市城管联合警方清查罗芳村“三无”人员（无身份证、无暂居证、无用工证明）。罗芳村在深圳河边上，两道铁丝网划开深港两地的边界。边界一边是深圳的罗芳村，另一边是香港新界的罗芳村，两个罗芳村见证着这个时代的变迁。

社会环境一直在变，以前这里什么都没有，需要创造，机会多。但现在深圳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年轻人们再想融入深圳，就需要比以前更多一些勇敢、自信和智慧。

1996年，深圳大剧院广场耍猴人。

《深圳青年的音乐冲动》也是您探寻这些故事中的一个典型代表吗？

深圳有很多酒吧，年轻人们常去那里喝酒和跳舞，这种消遣方式就跟他们的呼吸一样重要。我那时候也常去酒吧玩，看到这些就不由自主地拍下来，其实“拍”也是“玩”。

1994年，深圳涅槃酒吧里的香港乐队正在表演。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些港澳乐队及日本、澳洲、美洲的乐队，从香港跨过深圳河来演出，是中国大陆最早的现代先锋音乐。

1998年，深圳酒吧，沉醉于音乐之中的女子。

在这过程中我经常喝多，有时也会开闪光灯拍人，但没有人拒绝我的镜头，我也没怎么被阻拦过。

1994年，深圳街头，醉酒的男子。

也可能是因为我和他们在一起没什么隔阂，感觉我们是同类，而且我们都喝到兴头上了，也不会再去拘泥什么。

在这之后您做了《另类深圳人》摄影专题，您用什么来定义“另类”？这些拍摄对象有什么共同点？您觉得自己是个“另类深圳人”吗？

我在酒吧里认识了很多有意思的人，他们一直在坚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他们不是这个城市的主流，但却是这个城市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1995年，深圳早期女模。

2006年，深圳时尚青年展示发型。

“另类”，是指他们不是世俗意义下的普通人，而是很有想法与创造力的人。我没想过自己是什么人，只觉得自己比较真实吧。

《大芬油画村》里的画工们“另类”吗？作品荣获“荷赛”后，对大芬村中的“梵高”们产生了什么影响？

我在2004年去拍的“油画村”，那些画工是一群身处城市边缘的人。从这些农民画工的手里，诞生了一幅又一幅世界顶级画家的作品。我认为这种冲突感值得去感知与探索。

2005年，在大芬“油画村”梵高画室里午休的画工。

“荷赛”对他们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一是画作升值，每张画从原来的几十块钱涨到几千块甚至几万块。二是有些人会去为自己找一些新路子，比如转型原创绘画等。

“荷赛”获奖对您产生了什么影响？

这个平台给了我非常珍贵的交流机会。它开阔了我的视野，让我意识到世界上有很多摄影师都在认真研究着自己的课题。他们对摄影非常投入，而且非常坚持。

1993年，深圳“世界之窗”开业。

1994年，深圳国际商场请来法国美容师为顾客化妆。

同时我也发现了中西方摄影记者在拍摄观念和方式上存在的差异。今天，我们所拍摄的新闻图片，不应该只是为了刺激感官和调剂视觉，镜头背后，记者的思考更重要。

常有人形容您“是纵身跳入大河之中的游泳者，将自己的生命经验当成了拍摄对象”。您如何看待这个评价？

我是一个八十年代末来“闯深圳”的人，本身就是一个深圳发展的见证者与参与者。

1996年，深圳罗湖口岸，三十多万民众过境大陆去祭祖。

1994年，深圳南山区某幼儿园，练习交谊舞的儿童。

1996年，深圳大学，学生军训。

我这些年的思考和恐惧、悲观和失望、自我鼓励和挣扎，都是在这座城市之下产生的。我在拍自己的生活经历，而这份生活经历就存在于这座城市的发展进程里。

最近有正在进行的选题吗？在深圳呆了这么多年，您会对这个地方产生创作倦怠吗？

最近在拍摄城镇化的相关内容。因为深圳是中国城镇化比较早的地方，农民变成城镇人，外来移民也在不断更新自己的身份和生活环境。

1989年，深圳埔尾村食街，有四百年历史的客家住宅。

1994年，正在拆除的深圳解放路一条老街。

1995年，中国第一家麦当劳门店落户深圳解放路8号不久后，深圳大规模拆除东门百年民宅和街道。

1995年，正在拆除的深圳罗湖区南国影院。

1996年，深圳沙头角镇中英街，深、港两地边防兵在3号界碑两侧巡逻。中英街是当时全球独一无二的“一街两制”免税商业街。

2005年，深圳“世界之窗”的“纽约风景”。

2005年，深圳“世界之窗”的“纽约风景”。

2018年，深圳新地标——平安国际金融中心，高592.5米。

这个城市每天都在变化之中，各种新事物的出现催促着我赶紧去拍。有时候我会感到疲惫，但从来没有想过要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