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高的卧室》，左边一幅作于1889年，右边作于1888年。

近来，一项利用化学分析法对文森特·凡·高画作的研究获得了媒体的关注。研究主要基于两幅画作的色调差异，试图揭示凡·高在1888年精神状况奔溃后绘画风格的转变。乍一看画面几乎一致的两幅《凡·高的卧室》在X射线荧光光谱法的操作下显示，凡·高在与高更争吵并割耳后于1889年创作的那幅画作，色调更为阴暗，墙面为深紫色，地板则是深红色调，与前一年的创作在色调上存在明显的差异。这项发现印证了凡·高的创作风格随着精神状态的每况愈下而趋于阴郁的事实。

这项研究在获得广泛关注的同时，艺术批评家乔纳森·琼斯（Jonathan Jones） 则撰文质疑了研究结论的价值。

任何一个观看凡·高画作足够久的人都能发现凡·高在危机后的转变：从1888年那个愉悦的夏天中使用的明媚的亮黄色，到那场危机后使用的阴郁鬼魅的蓝色和绿色，一些都在画面中痛苦的扭曲漩涡和忧郁的颜色中彰显无遗。凡·高甚至还在《割掉耳朵的自画像》（1889）中直接表露了他的精神状态。

《割掉耳朵的自画像》，图片：Print Collector

从艺术中体味这些正是我们去画廊的目的，这是一段主观而微妙的探索体验，可是这样的体验却被误用的科学而阻断了。凡·高画作中所呈现出的心境的变化，对于任何一个敏锐的观看者都是完全可以自行把握的，对此，用化学分析法揭露相同结论的行为可以说是自负的表现。事实上，这更是危险的行径，因为这种笨拙使用新科研技术的手段剥夺了我们自行寻求答案的能力。

毫无疑问，科学技术为我们提供了学习艺术的强大工具——从红外照相机等摄影技术到颜料的化学分析，乃至艺术家在3D空间内的数字修复技术。研究者现在得以空前深入地“观看”艺术。但是，类似凡·高笔下那样的画作并非为电脑创作的，而是为了人类。关于艺术的客观“事实”往往是像在这个凡·高的案例中一样虚幻而冗余，简单来说，就是当我们在画廊中与作品面对面时，它是无法将人与画作联结起来的。

2002于阿姆斯特丹展出的凡·高《向日葵》的三个版本。图片： Robbert Slagman

几年以前，意大利的一位使用科学方法的先锋学者Maurizio Seracini提出了一个关于列奥纳多·达·芬奇的未完成画作《三贤者的朝拜》的颠覆性观点。他对画作可见表面下隐藏的一层进行照射影像分析后得出，目前藏于意大利乌菲兹美术馆的那个版本并非达·芬奇的原作，而是后来覆盖上的一层。

个人来说，我认为这纯属胡扯，因为《三贤者的朝拜》是我们裸眼所见达·芬奇最迷人而具有代表性的创作之一，可是这个观点却被貌似有理的科学所验证。相似的，另一个达·芬奇的研究者最近使用蒙娜丽莎的隐藏图层去臆造误导性的画作历史。在另一个误用科学的例子里，肖像画《美丽的公主》画作用纸所透露出的信息导致这幅显然是位列二流、可能作于19世纪的作品指向列奥纳多·达·芬奇之笔。

科学家们如果觉得他们对技术的掌握要比对艺术的感觉更重要，那就是步入歧途了。对艺术的鉴赏力、感悟力来源于长久的、个体的观看，而非虚假的“客观”。

科学可以有客观的结论，但艺术没有客观的真理。艺术存在于我们的眼中与想象中。我个人恰好赞同凡·高研究中的观点：凡·高的心理健康状况越糟，他的画作就显得愈发感性而醒目。但是也有花了数年观看凡·高画作的人持有不同意见：她可能在凡·高的画中看到的不是一个表现主义的画家，而是一个练习光影与色彩的学徒。不论科学怎么说，这依旧是一个有效的观点。

感谢科学，我们得以知晓我们生活在一个平凡星系中围绕一个平凡恒星旋转的大石头上。但是我们决不需要科学告诉我们凡·高的《星月夜》画的是什么，因为它的答案应当潜藏在我们的灵魂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