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罗尼穆斯·博斯《人间乐园》局部，1480-1505年

19日晚，全球突发3起恐怖袭击。恐怖分子气焰嚣张，世界再次陷入混乱……倘若疯狂在变为恐怖以前，能够释放到艺术之中，便不会伤害无辜的生命，尽管这只是一种假设。因为，艺术是分裂的、极端的，一直以来，疯癫唯有在艺术的温床中，美好地生长。

这个世界上从来不缺疯狂与疯癫，它们作为一种强大的能量场一直存活在这个星球上。但其释放的途径不同，导致的结果也大相径庭。有些疯狂转换成了勇气；有些疯癫被移进了作品；而还有些却突变为恐怖的气焰，燃尽了他人与自己的生命，留下生者心中无边的恐慌与阴影。

希罗尼穆斯·博斯《人间乐园》局部，1480-1505年

对于现实中已经发生的恐怖事件，我们无力地说着：“逝者安息，生者如斯。”但实际上，这种可怕的巨大能量唯有在艺术中，能够得到最好的释放，成为最美的杰作。艺术是个一半疯癫、一半理性的“怪物”。它能够将恐怖的气焰一口吞下，在美的追求里，吐出灿烂的火花。

一种精神疾病

法国哲学家福柯的《疯癫与文明》一书对疯癫做了很深入的研究，它不纯粹是一个疯癫史，而是疯癫与理性的交流、断裂、争斗、对话、镇压和征服史。

弗朗西斯科·戈雅《理智入睡催生魔鬼》，约1799年

福柯说过：“18世纪末，疯癫被确定为一种精神疾病。”也就是说，疯癫作为一种人类的兽性，是与人类的成长历史联系在一起的。但是，直到世界现代化起步后，疯癫才作为一种理性的对立面存在，从而进入人们的中心观察认识领域。

但这并不妨碍疯癫本质性上的存在，它先于所有的理论视野。并且，疯癫在人类漫长的心灵史中占有极端重要的意义，它在人类社会的理性和文明化进程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干扰作用。

弗朗西斯科·戈雅作品

在漫长的古典时代的欧洲(17-19世纪)，理性和道德使疯癫陷入长久的禁闭中。制度的力量来自于对理性的信奉，道德的力量来自于对宗教的虔诚。疯癫只是偶尔现身在艺术中，在荷尔德林、奈瓦尔、尼采、阿尔托的作品中闪耀，也在许多大师的作品中屡次出现。

维托雷·卡尔帕乔《在里亚尔托治愈的着魔者》，1496年

在维托雷·卡尔帕乔的《在里亚尔托治愈的着魔者》中，作者通过对15世纪威尼斯人日常生活的描述，揭示了当时人们对精神疾病的理解，以及如何对待精神病患者。在里亚尔托桥边，牧师奇迹般地治愈了一名“被恶魔附体”的男人。

西奥多·籍里柯《女精神病患者》

后来，籍里柯也画过一组十幅精神病患者的系列肖像画，送给了巴黎萨尔帕伊埃医院的院长，也是精神病专家的E.J.乔治。《女精神病患者》画面表现出来的，正是模特的精神状况，籍里柯对如何看待精神病患者，以及这类医学的研究极感兴趣。正是因为这些因素，促使籍里柯创作出这些精神病患者的肖像画来。

由于“疯癫”征服了众多的作家、画家和音乐家，因而，只有在艺术作品中，疯癫才可以聚集它的能量，同理性进行对质和论争。在戈雅的绘画中、在萨德的小说里，疯癫积攒着力量，准备以暴力的方式同理性世界同归于尽。

弗朗西斯科·戈雅《吞食其子的农神》，1819-1823年

艺术是疯癫的出口

一时，狂乱和险恶的疯癫主宰着艺术，甚至一度成为艺术的决定性因素。但是，疯癫以其狂暴和险恶摧毁了任何艺术的界限，艺术在疯癫的敲打下丧失了它的审美特性。

在某种意义上，艺术既是疯癫得以叫喊的出口，同时又被疯癫的叫喊撕得粉碎。我们能在许多杰出的艺术作品中找寻到疯癫的痕迹，它们在其中大放异彩，不断迸发着灵感的火花。

希罗尼穆斯·博斯《人间乐园》，1480-1505年

疯癫与理性的关系史最早可以追溯至中世纪对麻疯病的排斥。在中世纪，麻疯病盛行，麻疯病院遍及整个欧洲，欧洲通过麻疯病院进行隔离的方式来对付麻疯病人。正是这种隔离，取得了巨大成功，它使麻疯病消灭了。但是，麻疯病院所采用的隔离和排斥方式、对待麻疯病的习俗则留存下来。

但到文艺复兴时期，疯癫变得夺目，它在欧洲文化的地平线上开始成为一个重大现象。

在故事和道德寓言、造型艺术、文学、哲学中，疯癫都成为中心意象，它在各方面令人们迷恋：它可以以滑稽方式造成喜剧效果，可以用呆傻语言说出事物的真相，可以在和理性的辩论中获得胜利，可以在同死亡的较量中消除威胁。

疯癫变成了诱惑：它体现了不可能之事、不可思议之事、非人之事，以及一切暗示着大地表面上的某种非自然的，令人不安的荒诞存在的东西。正是它的这种荒诞形象、这种神秘玄奥，使疯癫还成为一种知识、一种智慧的预示。

它所揭示的是一个秘密，一个无法接近的真理。因而，疯癫是启示性的，人们正是借助疯癫，表达了对凶兆和秘密的直觉般的领悟。

另外，疯癫还常常被浪漫化，但重要的是，疯癫与梦幻和错觉密切相关。它有吸引力，但仍蛊惑人，它统治着世上一切轻松愉快乃至轻浮的事情。正是疯癫、愚蠢使人变得好动而欢乐，而不是恐惧和惊讶。这就是艺术中，人和疯癫的一种愉快交流。

一道非理性的闪电

疯癫与疯狂作为理性的反面，在艺术中一直很好地发挥着自己的作用。然而，科学中的精神分析始终无缘进入非理性统治的领域。只有艺术家和诗人才能自由地包融神圣的疯癫、非理性的闪电，才能透露体验的直觉，领略万物的终结和开端。在艺术史上的许多艺术家身上也时常有体现。

梵·高《自画像》

饱受精神病折磨的梵·高曾经身陷修道院，旁人无力拯救他的绝望。后来，梵·高切掉了自己的左耳。他的疯癫几经失控的边缘，但也由于他作为天才画家的身份，最终他所有的疯癫、疯狂、神经失常等等，都注入到了他的艺术之中，被包容着、升华着。

爱德华·蒙克的作品也是疯狂世界中理智者的正常反应。他的父亲患有精神病，他向他的孩子们灌输了对地狱根深蒂固的恐惧。然而，蒙克通过艺术重新评估了浪漫主义时代对精神病的定义，甚至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世界上不该有精神病院，因为世界本就是疯狂的。

爱德华·蒙克《呐喊》，1893年

另外，在法国作家萨德看来，非理性继续在黑夜中守候，但是在这种警戒中它获得了新的力量。它一度是非存在物，而现在则成为毁灭性力量……

在萨德和戈雅之后，非理性一直属于现代世界任何艺术作品中的决定性因素。也就是说，任何艺术作品都包含着这种使人透不过气的险恶因素，不断地将其转换。

诗人和艺术家将直觉、体验、欲望、审美一并疯狂注入到作品中，疯癫没有“本质”，只有现象、只有表征、只有多种多样的符号形式。

疯癫，一直以来虽是一大堆近似词的换喻：小偷、罪犯、越轨者、放荡者、精神错乱者……但唯有在艺术中，疯癫作为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在艺术家手中转换成一件又一件绝妙的杰作，成为人类文明中一道道美丽的流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