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前玛格南图片社主席、法兰西艺术院院士、法国摄影师布鲁诺·巴贝（Bruno Barbey）的新书《中国的颜色》发布。巴贝曾在1973年随时任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来到中国拍摄，此后的四十余年里，他多次往返中国，用相机记录了一系列变化。在他的作品中，“人”始终是最重要的主题，“印象中，70年代的中国到处都是骑着自行车的人们。如今，人们穿衣的方式已经变了，你能看到各种各样的花式风格，”巴贝说道，“你会从中发现一些转变，比如个人主义正在逐渐取代集体主义成为中国人的一部分。”

布鲁诺·巴贝

今年78岁的布鲁诺·巴贝是生于摩洛哥的法国人。他曾在瑞士沃韦应用艺术学院学习摄影和平面设计。上世纪60年代，巴贝加入玛格南图片社，1992年至1995年间任主席。巴贝曾游历五大洲，拍摄过意大利、土耳其、摩洛哥、中国等不同国家的文化风情，也曾亲历数不清的军事冲突，记录下越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战场故事。2016年，巴贝当选法兰西艺术院院士。

工人们欢迎法国总统蓬皮杜的车队 上海，1973年

1973年，法国时任总统乔治·蓬皮杜访华，巴贝作为随行记者为中国拍摄了一系列照片。访问结束后，巴贝延长了签证的停留期限，继续记录当时中国人的生活。四十多年来，他几十次往返中国，用相机定格每个时期的发展变化。在《中国的颜色》一书中，根据时间的变化而排列的一张张照片让人跟随巴贝穿梭于不同的时代与城市。

天安门广场上的解放军 北京，1973年

天安门广场上学生们热烈欢迎法国总统蓬皮杜 北京，1973 年

巴贝是玛格南图片社最早开始使用彩色胶片进行拍摄的摄影师之一。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他的柯达克罗姆反转片已经捕捉到旧时皇城北京的干燥空气和上海黄浦江两岸的潮湿弄堂，记录下悠然自得的成都市井和热闹自足的桂林田间。到了2000年以后，他的镜头下出现了在各地旅游的中国游客，城市街头醒目的广告牌取代了昔日墙上的宣传海报和口号。

工农兵大壁画 上海，1973 年

三个男人在“香”字下吃冰棍 北京，1973 年

露天采耳 成都，1980 年

在巴贝的摄影中，“人”一直是最重要的主题：下跳棋的中学生、在杂粮店门口排队的市民、收割庄稼的农民……他的照片捕捉着人们的日常，“我喜欢拍摄人们身处他们最自然的环境中的状态，”巴贝在采访中告诉澎湃新闻，在他看来，“不介入”是拍摄人物时的重要原则，“我在拍照片的时候从来不会主动征求被拍摄者的同意，拍完以后再去问许可，这样就最大程度上保留了拍摄的原汁原味和真实性。”

中学生 上海，1980 年

在议价杂粮店排队 上海，1980 年

160 沪东造船厂附近的稻田，一艘八百吨的轮船正在建造中 上海，1980 年

记者：最近您出了新书《中国的颜色》，怎么理解这个标题？相较于其他国家，您觉得中国的“颜色”是怎样的？

布鲁诺·巴贝：我第一次来中国是“文革”期间，当时人们大多穿着千篇一律的衣服，不是蓝色就是灰色。印象中，70年代的中国到处都是骑着自行车的人们。如今，人们穿衣的方式已经变了，你能看到各种各样的花式风格，人们更多喜欢穿彩色的服装，似乎以此来体现自己的讲究。

天安门的破晓时分 北京1973年

青岛啤酒节 青岛，2015 年

记者：在早期的系列中，您拍摄的主要是黑白照片，后来转向了彩色照片，这一转变是怎么发生的？

布鲁诺·巴贝：60年代，由于胶片冲印等问题，彩色摄影在杂志上无法很好地得到传播，大多数摄影师拍的也都是黑白照片，我也不例外。但是到了60年代中期，我在一次前往巴西的长途旅行中被当地的色彩所吸引，开始决定拍摄彩色照片，此后，我又去摩洛哥拍摄彩色照片。摩洛哥是我的出生地，那是一个光线充足、色彩斑斓的地方，亨利·马蒂斯曾说，“每次去摩洛哥，我的调色盘都要换一次”，摩洛哥给了我许多启发。

桂林，1980年

记者：人似乎是您摄影中的一大主题，相较于风景，您为什么更喜欢拍人？在您的摄影中，人常常是直视镜头的，您如何与拍摄对象进行沟通？

布鲁诺·巴贝：我觉得人可以最好地揭示一个国家的精神。我喜欢拍摄人们身处他们最自然的环境中的状态。

第一次来中国的时，我在四川一个小村子里面看日出，走着走着感觉有点奇怪，一回头发现身后跟着两三百个人。我是会有一种预感，觉得镜头里面的那个人要走到镜头里面来，然后就拍到了。如果真被人家发现了，那我就装傻。其实我在拍照片的时候从来不会主动征求被拍摄者的同意，拍完以后再去问许可，这样就最大程度上保留了拍摄的原汁原味和真实性，在街拍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不介入。我会强迫自己拍摄人们最自然的状态。当然，我也拍摄肖像，但只有在那样的情况下我才会介入拍摄场景。

幼儿园 上海，1980 年

记者：在一次采访中，您提到自己常常用大广角来拍摄人群。而在新书中也有许多集体或是人群的照片。为什么喜欢拍摄人群？

布鲁诺·巴贝：我确实喜欢使用大广角来拍摄人们和他们的周遭环境。我之所以喜欢拍摄人群，是因为人群具有一种平面图像的美感和感染力，这一点在中国尤其如此。

外滩集体太极 上海，1980 年

记者：您拍摄过不同国家的人们，您在拍摄的时候，是将他们当做整体还是一个个个体看待的？

布鲁诺·巴贝：我不会有预设的观念，比如这是中国人，那是印度人，我只是拍摄他们本来的样子。当然，在这本关于中国的摄影集中，有过去的老照片，也有一部分近年拍的照片，你会从中发现一些转变，比如个人主义正在逐渐取代集体主义成为中国人的一部分。

在公园里拍照 上海，1980

记者：书中有一张照片给人印象深刻：一个男子坐在大佛的脚趾上。您能描述一下当时的场景吗？您是如何对人和周围环境进行构图的？

布鲁诺·巴贝：那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情形。在今天，坐在大佛的脚上是被禁止的。我猜想，这可能是具有宗教意义的“纪念碑”，而在特殊时期，人们对于这类事物没有什么尊重。

为了获得最佳的构图，我会做大量的移动，直到找到最理想的拍摄角度为止。

坐在乐山大佛的脚趾上 乐山，1980 年

记者：在“中国”系列中有许多人们在某些标语前面练太极或是做早操的场景，您知道那些标语的意义吗？您在进行这样的拍摄前是否会进行研究，还是更多地出于直觉？

布鲁诺·巴贝：我在巴黎的法国档案馆读过有关中国的文献。我会对记录这些海报感兴趣，是因为我了解到那是当时政治宣传的一部分。后来，我才知道其中的意思，它们的含义与那些打太极拳的人缓慢的动作正好相反，是一种有趣的反差。

“争分夺秒奔向2000” 上海1980

《国际歌》宣传画 上海，1973 年

记者：相较过去，您现在使用什么相机？随着技术的发展，您觉得如今的摄影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揭示或者记录真实的世界？

布鲁诺·巴贝：过去，我使用胶卷相机拍摄，如今当然也开始用数码相机。相比过去，我觉得新的数字技术确实能够带来更大的创造力。另一方面，今天的照片可以被轻易地篡改。

世博会期间外滩上一对情侣 上海，2010 年

新旧上海 上海，2012 年

记者：如今，智能手机和轻型相机能够让每个人都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摄影师，而与此同时像玛格南那样的新闻摄影似乎在衰退。相较过去，您觉得职业摄影师在今天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布鲁诺·巴贝：的确，新闻摄影正在日趋衰微。比如，在战争时期，那些扛着相机记录战争并与之共生的记者是非常重要的。如今，摄影师没有那么独特，而且大多数人都会看电视。但是，一张好的照片还是可能会成为让人记住的文化标志，而电影做不到这一点。